1993年起，中国文化界兴起了一场围绕“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持续大约两年，是一场蔓延到全国社会各界、影响深远的公共文化事件。今年正值“人文精神”大讨论三十周年，复旦大学文理学社邀请曾经参与这场讨论的几位学者，回顾并再次进入了“人文精神”讨论现场。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主持，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参与对谈。本文是现场讲座内容摘要整理，经许纪霖、王晓明、陈思和三位老师审定。
活动现场图，摄影：复旦文理学社 龚涵孜
(资料图片)
“还是我们对”：重返“人文精神”大讨论现场
讲座开始，几位老师首先回顾了三十年前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来龙去脉。
王晓明重点谈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与《读书》杂志的缘分。1993年冬天，华东师范大学在开一个有关文艺理论的会议，大家正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于是白天开会，晚上就聚在一起讨论，《读书》的主编、编辑沈昌文与吴彬也受邀参与了这次会议，并提出在《读书》上发表系列讨论稿。这就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几篇讨论的缘起。他同时也提到，“人文精神”的问题实际上是当时人文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早在《读书》发表讨论稿之前，乃至1993年之前就已经有相关讨论，只不过大家未必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语。
许纪霖关注“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八十年代启蒙思想的关联，当时对于实现“现代化”的理解非常“抽象”，基本参照帕森斯的三条铁律，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1992年上海股票交易所成立后，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大家都在想着怎么赚钱。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为了理想（“市场经济”）的陪葬品，当时有句话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在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中思考自己应该坚守什么，这就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语境。
陈思和也回忆起1992年后改革开放的深化给社会氛围带来的巨大转变。知识分子对这种转变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敏感。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改变是人的欲望放开了，人的欲望分权力欲、物欲和情欲，市场经济尤其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这也会给社会伦理带来许多挑战。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促成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文精神与人的欲望并不冲突，但人的欲望应该有边界，应该受到一定的制约。
许纪霖补充，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最初打出的旗帜是“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大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在八十年代相关讨论的延长线上。1980年戴厚英发表了小说《人啊，人》，想表达“要把人当人”，这里的“人”既是大写的“人”，也是小写的“人”。大写的“人”是思想的解放，小写的“人”是欲望的解放。欲望的解放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九十年代无论国家还是民间，主流的观念都是发展主义，关心“吃饱饭”的问题，也就是小写的“人”。但当时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们觉得真正代表人的本质的还是大写的“人”。这在当时有些不合时宜，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两边的声音旗鼓相当。他接着说道：“但三十年后看，还是我们对。”
活动现场图，摄影：复旦文理学社 龚涵孜
现时代的“人文精神”问题
“还是我们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悲观预言的自我实现。王晓明认为今天“人文精神”面对的问题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都更巨大。在他看来，社会已经形成了新的主流文化，他称之为“新意识形态”或“支配性文化”。这成为他的研究中贯穿至今的问题意识。
他谈及，如今“人性”作为一个流行词，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中：一是商场里多放两把椅子，或者政府机关简化流程，人们会感叹“人性化”；第二种情况里，人性被理解为“丛林性”，即人都是自私的，人和人都是竞争关系，社会就像一个丛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都要往上升。他认为这些对于“人性”的理解存在根本的混淆，丛林法则和欲望并不是人性。人性是超越这些自私的、物性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就不能称其为人，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真善美”。
同时，环境是重要的，一个“真善美”的人越来越多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愿意继续生活下去，相反，颠倒是非、蝇营狗苟的人扎堆的地方，人们本能会远离。只有丛林性，社会很难维持。现实环境可能会使得“大写的人”变得很难做，就像鲁迅讲中国人“一盘散沙”，背后是统治的结果。所以要靠个人的微小力量汇成大的力量，改变整个环境，要坚持人性，一步也不能退，或者说，人文精神退无可退。
许纪霖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近十年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发现“先富起来”的企业家、白领人士成为了人文书籍影视的消费主力，而不是知识分子。有钱人面临灵魂贫瘠的问题，他们发现钱不能许诺人生的幸福美满。八十年代谈人文精神的回归非常苍白，而如今再谈“人文精神”，有了社会的基础，这一基础不是来自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中产阶层。这几年对虚无主义的焦虑，金钱至上的反思，中产阶层对人文课程的渴望与关注，都与这一风潮的变化有关。包括大学中专业的录取，过去文史哲专业很不受欢迎，一般都是第三志愿第四志愿，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生是第一志愿报考文史哲专业，而且家长也很支持。时代变了，人们意识到“与其做一头快乐的猪，不如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更何况，还可能成为一个快乐的苏格拉底”。
陈思和直言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悲观，他观察到现在人们不管有钱没钱、有权没权，都处在一个非常不安的状态中。这种不安和紧张感与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有一定的关系。人们在被解放的巨大物质欲望支配下参与市场竞争，带来很强的自我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更高的精神理念支撑，人很容易变得焦虑不安，快乐来自安全感，因此人们也很难获得快乐。现在常听学生、青年教师谈及“内卷”，这个词他以前从未听过，是指如今学生、青年教师面对着非常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二桃杀三士”，讲的是春秋时齐相晏婴为了除去当时三位勇武骄横的将军，便请齐景公赐予他们两个桃子，论功取桃，结果大家争来争去，三个将军都自杀了。因为分配不均，拿不到桃子的人感到没面子，自杀；拿到的人心里有愧，良心不安，也自杀。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三个将军对自己都没有真正的自信，他们把自信寄托在桃子上。这个故事是有寓言性质的。在今天，桃子就可能是什么职称、论文、C刊等，也可能是什么更高的荣誉，所谓什么“帽子”。大家争来争去，真正学术的意义，创新的价值，独立的精神，都不见了。如今社会很多流行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桃子”，人们把自身的价值寄托在了“桃子”上。人被“桃子”所吸引，唯恐被淘汰，很焦虑。如何不被“桃子”左右，如何超越“桃子”所象征的社会规则和主流文化，这个问题不能靠钱来解决，背后还是“人性”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问题。
三位学者在发言。摄影：复旦文理学社 龚涵孜
未竟的 “人文精神”
许纪霖补充，年轻一代碰到的困境和我们那时候还不一样，未来不确定，充满风险和不安全。大一的学生一进校就忧心忡忡，担心四年以后“饭票”在哪里。过去优绩制告诉人们只要智商够高够拼命就一定能赢，但在高度不确定的年代，能否赢依旧不确定。因此，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意义？对新一代的年轻学生有什么意义？这恐怕是我们需要继续阐发的问题。
他认为，这首先涉及到对“自我”的理解，对自我安身立命的理解。如今外部潮流环境影响很大，但很多人内心没有自我安顿的东西。在他看来，大学四年不是学知识、学本领，而是古希腊神庙里那句“认识你自己”，四年下来如果能知道你要什么，什么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那么你就算毕业了。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名著《德性之后》中提到，人有两种对利益的追求，一是外在利益，金钱、权力、知识，但外在利益并不能构成人安身立命的东西，只是生存的手段。第二种是对内在利益的追求，这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追求。只有找到了这种追求，找到了人作为人独特性的一面，才算真正成熟，这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首先是找到一个确定的自己。”许纪霖总结道。同时，在今天这样的“内卷”环境中，这也是对社会的要求，社会应该为年轻人提供一种“梦幻感”，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这是精神层面的要求。当然学校也是如此，复旦的校园应该依然是一个可以让年轻学生做梦的地方，复旦应该继续让“自由而无用”发光。
王晓明回应，“梦幻”这个词很好，但现实比这个词要“严酷”很多。“内卷”问题植根于当下的“丛林化”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写的“人”并不容易。现在的温饱已经和1990年代的温饱不同，人们的要求更高。追求更好的生活没有问题，但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追求？应该把创造追求物质财富和成为大写的“人”结合在一起。
他援引鲁迅《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中提到的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四类人：“埋头苦干的人”，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而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拼命硬干的人”，认准了对的事情，哪怕与现实环境冲突，也要排除万难；“为民请命的人”，不是只看自己，而要看到千千万万的苦人，为他们而奋斗；“舍身求法的人”，为正义、公平、民主、解放而牺牲。中国以前从来把人分两等，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现代社会当然认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两分。比较而言，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可能比过去好，差的是精英位置的人，精英也越来越“喻于利”，讲竞争，不坚持自由平等民主，而流行虚无主义，“什么都没有意义”。鲁迅讲的中国的脊梁仍然有价值，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要承担起责任，而不要成为社会中那很糟的部分。
讲座末尾，许纪霖简单提及了最近进入大众视野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他认为，在ChatGPT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如果不对ChatGPT有某种哲学和伦理的限制的话，它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的文明和存在本身，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的好伙伴，人文精神不能改变的底线，我们要守护的，是人（自然人）的至高无上。这也是一种人文的精神。
陈思和总结道，人文精神讨论之所以不过时，是因为人自身始终在面对不同的挑战，人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成长，克服贫困、贪婪，现在面对机器人。其实克服机器人也是克服人自身的问题。人文精神始终处理的是人自身的问题，理性的问题。动物世界的规则很清楚，狮子、河马、狼、羊各有各的领地，吃饱后就不会再有贪婪。而人会贪婪，很多问题都是人自身的贪婪引发的，人始终在害怕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人也会反思自身的贪婪，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争，不断克服自身的丑陋面。
现场提问环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严锋老师在提问。摄影：复旦文理学社 龚涵孜
现场提问环节，聆听讲座的同学、老师就言论环境、知识分子的位置、公共环境和人类中心主义等问题与三位老师进行了交流。
许纪霖回应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时提到，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回到学院，成为学院专家；二是进入媒体环境中，做得好一点成为知识分子，不好一点成为知道分子。这两种没有好坏。如今是新媒体时代，影响公众最大的是社交媒体，但知识分子还是谨记内心的情怀，在媒体上不为流量所左右，在学院内不受考核左右，守得住就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职责。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严锋老师也参与了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他从媒介与技术的两个角度谈到了人文精神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及其意义。他认为，技术把人文精神逼迫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此外，新媒介的碎片化环境和其呈现出的分裂冲突，更凸显出人文精神回归的迫切性。并提问人文精神预设的人类中心主义如何回应当下如火如荼的环保、动物保护、赛博格人机结合、AI等议题背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问题？
许纪霖回应，过去提到的生态主义、动物保护思考的问题，包括今天的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共存问题，都很重要。人类中心并不意味着硅基生物被我们宰治，而是希望避免人类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客体的结果。能否设想一种好的共处，成为好的伙伴，有没有可能互为主体？也许未来的人也包含硅基生物？这都是有可能的。
讲座最后，陈思和、王晓明、许纪霖老师分别赠言，他们的赠言分别是：“把人字写端正”（陈思和），“不要接受丛林法则”（王晓明），“认识你自己，做好你自己”（许纪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